近日，郑子殷委员工作室接到八十多岁的市民吴婆婆的求助，她所住的老旧小区大门门禁安装在一楼，居住在五楼的她没有办法在家打开门禁，给常年独居的她带来很多麻烦，加上去年吴婆婆受伤后腿脚更加不便，她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帮忙解决问题。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律师得知后联同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记者一同前往吴婆婆家中了解情况，并走访街道、居委、社工站寻找问题答案。

也是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大家不是不知道，不是没努力。然而，想要加装电梯，却不具备加装条件；想要发起重装门禁的入户终端，实现家里解锁，却没有达成共筹费用的共识……每一次的努力依旧是失败告终。问题的解决，恰恰需要社区之外的多一重助力。最终，经过郑律师的耐心沟通、分析研判，在社区居委会积极配合和媒体的协助推动之下，吴婆婆小区门禁问题将在次月开始进行整改，吴婆婆十分高兴并对郑律师和栏目组表达衷心的感谢。

能帮助吴婆婆解决难题，郑子殷律师十分高兴。郑律师表示，“老人‘悬空’，无障碍迟迟难以落实，这个问题其实应当受到更大的重视。这里住了多户老人，无障碍不仅仅关乎生活便捷度，万一这一个月内出现独居老人需要急救，救护人员却因门禁进不来，那就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了，我们在这件事上不应该有一丁点的侥幸心理。”

郑子殷分析道，从推动问题的方法论来看，从“小区纳管”到“居民自治”，实际上，广州不乏共建共治共享的居民议事共管平台和经验，但无论是街道将社区服务交给合适的企业，还是发动居民自治，“很多时候，能解决问题的社区一直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的社区始终解决不了问题”。他表示，“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建立在社区公共性已经培育起来的基础上，但如果我们只给平台，不去教会大家如何协作，这些公共性又如何培育起来，进而解决问题？”

很多的“受益者付费”的公共问题治理，本质是卡在了公共性的培养上。

同时，关于老旧小区没有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共设施一旦出问题，往往会因为缺少牵头人、资金筹集难等“绊脚石”不了了之，对此郑律师认为可以参考“长者饭堂”这一成功模式，它用“四个一”来解决了一个社会难题——长者出一部分钱、政府补贴一部分钱、爱心企业出一部分钱、慈善机构出一部分钱。郑律师举了个例子，如果旧楼无法安装电梯，那是否可以加装升降器，这时候可以让小区里有需求的住户出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但更重要的是，发起动议时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在社区开展居民意见协作、资源整合工作；街道是否有给专业人士在此发挥作用的空间；为动议居民提供协作的专业人士是否意识到社区外的公益资源也可以引入进来。”

“也有一些人会说这是老人家的需求，我不是老人家所以我没有这方面需求，”郑律师建议大家可以换位思考，“首先，大家都会变老；其次，我们可以这样想，居民楼尤其是老旧小区，如果安装了这些便利的设施其实是有利于房屋升值的，小区适老化建设得好，侧面反映出该小区极具人文关怀，街坊邻里富有爱心，是个宜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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